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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家周广仁:人生到了尽头,还有钢琴

直到生命最后的几年,钢琴家周广仁一直住在鲍家街43号旁,中央音乐学院家属楼401的房子里。那是一间不大的两居室,唯一一个带窗户的房间被一台黑色的大三角钢琴占据着,周广仁睡在隔壁的小卧室,一张窄窄的单人床上。


好多年来,这个再朴素不过的屋子是钢琴系里最受学生欢迎的地方。学生们喜欢聚在这里,听唱片,看电影,聊人生的任何困惑,一不小心待到天黑了,大伙儿就一起打地铺过夜,包括那个放钢琴的房间,三角钢琴下边空空的,睡觉正好合适。后来许多学生回忆起这个地方,如同某种精神故乡的存在。


作为中国钢琴系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终身教授,周广仁一直到90多岁还在给学生上课。无论学院派还是业余钢琴爱好者,几十年来,她一直抱持一种“来者不拒”的态度,用一种有教无类的职业精神接收对音乐有所热爱的学生。在她的多达数百位的学生名录里,既有后来川音钢琴系泰斗但昭义,蛰伏多年以弹奏巴赫著称的传奇旅法钢琴家朱晓玫,也有各地音乐院校的基层音乐老师,甚至最为普通的业余钢琴爱好者,例如一位年轻的房产中介。


周广仁和学生们 ©陈达


往深里说,这是一位一生遭遇多次磨难的老人,一位上一个时代的幸存者。与她同时代的钢琴家,有的出走、流亡于异国,或是自尽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她在“文革”时期失去了丈夫,后来又在“文革”结束后的一场意外中砸断了几根手指。再往后便是苦难过后,重回钢琴和教育工作的努力——在她的影响下,钢琴考级制度被引入国内,中国的钢琴教育得以从精英走向大众,直至如今数千万量级的学生人数。


命运面前,弹琴,教琴,弹琴,不停地工作与行动,是她存活于世的方式。


身体还好的时候,同事杨鸣常在早晨七点的学校食堂遇见她,北京的冬天,天气很冷,可她总会告诉他,“我已经做了三个多钟的工作了。”那时候还不是电脑,只是一台老打字机,她就在那里回信,写文章,“她的精力太旺盛了。”


钢琴系的老师常开音乐会,每个礼拜都会有许多票送到她手上,有时候一两首曲子弹下来就已经快两个小时了,但学生们发现,她总是那个从头听到尾,最后会激动喊“bravo”的忠实听众。后来行动越发不便时,去音乐会前,她就尽可能地少喝水,少吃东西。但90岁以后,时间一点一点掠夺了她的自由。好些年前因为风湿性多肌痛,她的腿失去了力量,加上吃药作用,她开始发胖,身体的重量都压在轮椅上。好在大脑与双手还是灵活的,只要有人搭手,帮她从轮椅挪到琴凳上,钢琴毫无疑问可以继续的。


她有一对敏感的耳朵。只要安静地坐在学生旁边,听他们弹上一段,或许只需那么一刹那,她就能揪出那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于是当身体困于房间里,她还可以坐在轮椅上,等待学生前来上课。但从三年前开始,她的记忆力开始退化了。过去给学生上课,她对读谱这件事是严厉的,谱子要记在心里,无论多难,开始练了就不能出错。可有一天上琴后,学生发现她忘记了眼前的谱子,说这个不对,这个也不对,哪个音弹错了呢?她用手一点点抚摸着眼前的琴谱。仿佛这样就可以不被一粒粒音符甩掉。


她慢慢地忘掉了学生,忘掉了时间,人们担心她也忘掉了钢琴。后来她大概也不知道自己的钢琴课是如何结束的,在执教近70年后,她终于不再上课了,她的家人与学校一同帮她做出了这个决定。两年前的一天,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盛原最后一次拜访周广仁。他知道老师的情况,特意准备了一些德奥系的曲子,“不那么激烈,像温暖的阳光一样,没有痛苦。”直觉告诉他,音乐总能挽留住一些东西。就像20多年前上课时那样,那天下午盛原弹琴,老师坐在他的右手边,跟着旋律轻轻摇晃着身子。


在几十分钟的音乐里,在舒伯特、莫扎特和巴赫的世界里,他知道身边的老师也走进了这个世界。他后来说,“我当时想流泪的感觉,但是忍住了,忍住了,我不想让周先生感受到人快走到尽头的那种凄凉,我还是想让她好好地享受一个很纯粹的、快乐的人生,哪怕就是那十几分钟。”


年轻时的周广仁和盛原 ©盛原


最后一首结束在舒曼的《童年情景》,183年前,舒曼在信里对爱人克拉拉说,“记得有一回你对我说:‘有时在你面前我真像个孩子。’无论是不是这句话的影响,总之我突然有了灵感,即席写了13首有趣的小品。”


那是过去老师一生熟悉与钟爱的曲子,无数次的教学与弹奏里,她对曲子的了解超过了任何一个学生。可是这一天,当盛原才弹到第7首时,老师突然不合时宜地鼓掌了。曲子还没有结束,怕她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盛原没有继续往下弹了。那一天的舒曼就停留在了那里。


后来盛原再一次打电话过去时,钢琴已经搬走了。再后来,时间走到了今年的三月,这位钢琴家去世了。


北京的春天,一个钢琴工作室里,盛原打开手机给我看几张照片。那是4年前,周广仁在90岁寿辰弹钢琴时,学生们特地为她拍的照片,其中几张是她双手的特写。


与想象中的不同,那双原本饱受摧残的手,在照片里却显得自如优雅——尽管有些枯瘦,好几根手指关节已经弯曲,但可以清晰看见的是,它们正在努力触碰着更远处的琴键。光刚好落在这双手平滑的部分,与泛着光的琴键一起,让这一刻充盈了某种力量。

这双手的残缺来自过去几十年里的两次遭遇。


左手食指,是在“文革”时劳动改造时弄伤的——下放到农场后,周广仁与其他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同事要给水稻挠秧,用十指除尽杂草、给水稻根部的泥土松土。但钢琴家的十指细长、灵动,却并不胜任这样的农活,或者说如果勉强胜任,就会对他们的手造成毁灭性的伤害,当时一群系里的钢琴家已经想出了新方法,用废铁丝模拟成爪子的形状,以保护自己的双手。但很快,这种方式遭到了制止。理由是,这样做“逃避劳动,思想改造不彻底”。


周广仁的食指就是这么受伤的,受伤后,弹钢琴开始变得不受控了,食指因为用力过度,总是高高翘着,想让它向下按住琴键,却非常费力。但这是不多人知道的秘密——大概是比起多年之后的另一次悲剧而言,已经显得无足轻重。右手无名指,来自54岁的一场意外。80年代初,周广仁刚在“文革”结束之后开完个人演奏会,后来又到了美国几个城市讲学、演奏,正是一个钢琴演奏家重获自由的时候。


关于周广仁的许多资料里提及过这一场意外。当时整个国家的音乐学院重新起步,学校里人手并不多,作为副教授的周广仁除了教学以外,身兼行政等多重职务。加上她本人对于事业超出常人的忠诚,“所有事情都喜欢亲力亲为”,于是在那一天,当外国音乐家前来访问,整个钢琴系只有一台拿得出台面的外国三角钢琴时,她来不及等午休时间过后更多的帮手,自己亲自与保安一起挪动钢琴。


那个条件简陋的礼堂不是个可以任意摆布的地方。巨大的钢琴往前挪动时,一只钢琴腿被地板里的凹槽卡住了,在外力的推动下瞬间被折断——失去支撑后的整座钢琴倒在了周广仁的那一边。“她没有那个概念,那个琴是1000多斤,可能一秒不到吧,所有思想活动都来不及反应,手就没了。”周广仁离世后,在北京亦庄,她的儿子陈达告诉我。


周广仁与儿子陈达 ©陈达


他说,某种程度上那场意外的发生是必然。“她一定是这样,(对钢琴)她不可能撒手。”周广仁右手的三根手指被砸在钢琴底下,当场骨折,最后手术后仅保住了两根,无名指永远地少了一截。这就是这位钢琴家54岁以前的命运了。21岁时她就是上海音乐学院(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的钢琴老师,23岁时在德国柏林的钢琴大赛,她是第一位拿到国际奖项的中国钢琴家,30岁之后下地干活,钢琴演奏受到限制,50岁之后获得自由,失去了手指。后来还有右耳。


手指被砸断的几年后,她突然生了一场病,在家昏睡了好几天,后来这只耳朵就彻底听不见了。“半个贝多芬的痛苦,”盛原说,“她从来也不跟人说这事儿,大家也不关注这件事情。”几十年里,命运一点一点地剥夺了她与钢琴相关的东西。


著名钢琴家鲍蕙荞曾访谈过数十位中外钢琴家,出版了一系列访谈录。后来在书中她形容周广仁的故事,是必须放在第一本里的“重头戏”。


当时周广仁已经70岁了,但日常依然被无数工作占据着。为了这次访谈,鲍蕙荞等了很长时间,于是最重要的问题被设置在了开场的部分:“如果回顾过去几十年,你觉得自己的一生中,失去的多,还是得到的多?”周广仁被这个问题问住了,微笑地沉思着。鲍蕙荞后来在访谈里记录了她这一刻的停顿。同是那个年代走来的钢琴家,鲍蕙荞当然知道,停顿代表着失落和遗憾。


1951年,23岁的周广仁在东柏林拿到了中国钢琴家在国际钢琴比赛中的第一个奖项——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钢琴比赛三等奖。两年之后,傅雷之子、后来的著名家钢琴家傅聪在第四届联欢中获得了相同的奖项。她是在上海学的钢琴。作为一位工厂主的女儿,她在德国汉诺威出生,然后回到上海,师从一位意大利钢琴教师,你可以把这想象成旧上海上流社会对子女的素质教育,唯一不同的是,她很快展露出钢琴的天分。


小时候的周广仁 ©陈达


1949年鼎革之际,20岁出头的周广仁原本已经做好准备,前往法国留学——这是当时钢琴家普遍的出路。她甚至和当时法国文化部的一位小提琴家约定好了,一同在前往法国的邮轮上开一场海上音乐会。后来小提琴家乘船回到了法国,那场音乐会没有如约举行。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将周广仁留了下来。贺绿汀对她说,国家会培养你的。


周广仁答应了。一切看起来都是向前的,广阔的,充满希望的。1951年,在东柏林代表新生的红色中国获得钢琴大奖后,在北京,她和许多同样留下来的音乐家组成了中央乐团。“那个时代,一个人的主观愿望实际上是非常小的因素。”周广仁的学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盛原说。


政治的影响逐渐渗透进音乐,怎么弹钢琴,学习什么样的钢琴曲,很快变得不仅仅是一个音乐问题。艺术史中,钢琴的发展一直有两条脉络,一条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一派,钢琴的表达中热情奔放,充满了强烈的激情;另一脉则来自西欧,从舒伯特、肖邦、门德尔松到德彪西,抒情而优雅,是西欧宫廷艺术向人文精神的延申。等到冷战帷幕落下,这样的分野开始有了新的意涵,旧俄罗斯的钢琴脉络变成苏联的钢琴风格,西伯利亚式有力的钢琴曲,代表着工人阶级的钢铁斗志,钢琴家的手臂被要求更具力量,这样才能奏出进步的乐曲;而抒情的西欧式,也就是周广仁少年时从意大利教师那学到的,则有了资本主义腐朽而颓靡的可疑倾向——对演奏作品的限制逐步升级,先是不能演奏西欧作品,不能演奏有标题的作品,后来连没有名字的普通练习曲也受到波及。


包括周广仁在内的第一代中国钢琴家们,在一种不容置疑的氛围下被要求改弦更张,年轻的钢琴家们被送往东欧各国,而最为杰出的苏联钢琴大师也被请到国内,为当时最顶尖的中国钢琴演奏者上课。


等到周广仁们好不容易适应了新的演奏法,时代的气候又突然风云变幻,中苏关系破裂、“反右”紧随而来,一批音乐家被打成右派,接着是“三年困难时期”,闹饥荒的年代,钢琴本身的存在有了原罪,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玩意儿,不能为工农兵服务的洋家伙。”一直发展到1966年“文革”,钢琴面临着被砸的命运。


陈丹青曾记录过他13岁,也就是1966年时,上海淮海路一家古董店里被抄钢琴的场景,“大大小小通体锃亮的钢琴堆满店堂,不是那么摆开平放,是上层的钢琴脚戳在下层的琴面上,一架摞一架,有三角大钢琴琴盖卸开,沿墙竖靠的,有琴囊里钢丝钢条给掀得翻翘支棱的,更有琴壁琴盖上被红卫兵用油漆用刀划下标语口号。”


钢琴如此,人的命运亦然。一批钢琴家被分配到各地的农村里,养猪、干农活,周广仁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弄伤了手。触碰钢琴成为了一件奢侈的事情。钢琴家傅聪于1959年,父亲傅雷被打为右派之后,由正在留学的波兰出走英国。后来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到,逃离祖国是为了能够不被迫参加劳动,从而可以保护弹钢琴的双手。


周广仁与傅聪 ©陈达


“文革”十年间,在北京,在上海,数十位音乐家自杀。与周广仁师出同门的时任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与妻子程卓如在一场批斗后,吞服安眠药、开煤气自尽。被称为钢琴诗人、当时最富盛名的天才顾圣婴,同样在受尽批斗之后,与母亲、弟弟在家中开煤气自杀。


1968年,幸存的钢琴家们开始“曲线救琴”,一张大字报上中央“文革”小组的话给了他们启示,“钢琴应当弹奏京剧,弹奏《黄河大合唱》和《歌唱祖国》”,于是他们弹奏样板戏,以期符合政治的要求,某种程度上他们成功了,新成立的五七艺术大学,获准设立了钢琴系,作为钢琴系的老师,周广仁还是可以继续弹琴、教琴,用这种方式为钢琴续命,保留自己的演奏技巧。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又或者足够幸运,也是在这一年,周广仁的丈夫陈子信,当时中央乐团的乐队队长,在造反派的一次政治审查后,在中央乐团的宿舍里服毒自尽。


半个世纪后,中央乐团钢琴演奏家吴文俊坐在家中的琴房里,告诉我1968年那一天晚上的经过。老人已经80多岁了,但对于50多年前的细节依然历历在目,清晰地记得当时的门牌号,“八区9号楼东单元3楼的一套里头的一个小间,12平米。”记得当时原本寻常的一天饭桌上的食物,“他可能去买点晚饭。他死的时候桌子上还放了一些吃的,好像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小店卖的油饼啊,卖的什么包子啊。”


当时陈子信刚从上一次审查中被放回来,审查中他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不能联系家人,吃了些东西后,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大概是想想晚上真受不了他们还要来,家里又没有人可以倾诉,他一个人住在那个小屋子里头,所以他就喝了敌敌畏和摸电门。”

他用两种致命的方法,确保了自己的死。


畏罪自杀是抗拒革命的表现,乐团通知家属周广仁,把丈夫房间里所有东西搬走(当时周广仁住在音乐学院宿舍)。周广仁骑着从同事那里借来的三轮板车,从复兴门一路骑到了和平里丈夫的宿舍。那台德国钢琴被摆在了宿舍的走廊上,被人用来摆放白菜。那天晚上,她独自一人把家当运了回去。家中还有儿子和女儿在,她告诉他们,爸爸生重病了。


周广仁与丈夫陈子信 ©陈达


“丈夫自杀之后你是怎么走出来的?”后来,周广仁的学生这么问她。


周广仁的回答是,丈夫死后,她跑去了音乐学院,自己开始练琴,她惶惶然如坠深渊,但在弹琴中找到了平静。


周广仁将痛苦藏了起来,一直要到许多年之后,她已经老了,有一天下午,一个学生来看她,在周广仁那间大琴房里,阳光很大,琴房很安静,“很平和的一个状态”。学生到现在也想不起当时是什么触动了周广仁,也许也不因为什么由头,老师突然讲起丈夫的死。她说因为当时丈夫的行为相当于畏罪自杀,“等于与人民自绝”,因此后来没有葬礼,没有哀悼,连丈夫仅有的照片都没有留下。她的声音抖动,眼泪也随之流下来。


回到鲍蕙荞那次的访谈。那时候周广仁沉思了一会儿。“我年轻的时候有很大的抱负,而且想得很简单,那就是:弹好钢琴,成为一个钢琴家。所以我一直就是奔着这个目标在走。那时完全不能预见自己的未来。”


很多时候,漫长的,无法承受的人生,最后留在历史中的只不过是一些关键的节点。在周广仁过去的文字记录里,这整整10年没有开端,只有一个看似完满的句点——1978年,周广仁在全国数个城市重新举办了个人钢琴独奏会。


当演奏会开到厦门时,当时厦门最大的剧场甚至还准备不出一架完好无损的钢琴,最后周广仁弹奏的,是一个很烂很烂的钢琴,琴键弹一弹就要塌下去。但就是在这架破烂的钢琴上,周广仁用演奏宣告旧的时代结束了,她弹奏的是肖邦,是舒伯特,是有别于以往几十年的激烈与雄壮的,温婉的钢琴曲。那是消失了快30年的声音。


那场手术过后,周广仁右手那根无名指的指骨被截得不平整,剩下的指头形状尖尖的,失去了原来圆润的弧度。为了日后还能继续弹琴,当时她又做出决定,再做一次手术,把手指的那点“尖”给截断。陈达后来向我转述了母亲拆线那一天。一些戏剧性的瞬间足以体现那种无法言喻的疼痛。当时医生握着周广仁新生的手指,什么话也没说,直接用一只镊子往那粉嫩的指尖敲去。周广仁瞬间惨叫了一声,声音之惨烈,让陈达下意识地保护起母亲,“我‘咣’就给那医生一拳,把医生打哭了”。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医生有意为之——断指患者必须熬过初期的创伤反应阶段,去适应手指的疼痛,“如果熬不过,别说弹琴,就是吹口气,你都得疼得半死。”


大概所有人都认为她不可能重回钢琴了。手术后一年的时间里周广仁再没有公开弹过钢琴。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韵琳是周广仁70年代末的学生。周广仁手受伤后的那个夏天,杨韵琳曾去看望过她。尽管是在家里养伤,但老师“一定头发要做得美美的。”那时她很少问过老师再弹琴的事,或许也不好提起,她自己也同样是视钢琴如生命的人,当然知道这样的重创对于老师意味着什么。只不过后来回到上海之后,有时她会接到老师的电话,三言两语地讲了点自己的进展。


周广仁和杨韵琳 ©杨韵琳


一开始,电话那头是创伤初期必然的痛苦。“(她说)我的手很痛,但我忍着痛还是可以弹的。”后来又过了一阵,新生的手指度过了夏天和冬天。电话那头已经开始有了笑声。老师甚至像在给手指们上课似的,给几根笨拙的手指排起了名次。那根“文革”弄伤的食指,徒有其表,长度完好却总是不听话,“她的左手二指非常讨厌,她说她要它下去,这个手指自己会翘起来。”


那根短了一截的无名指反而成了优等生。“她跟我说再痛,这四个手指也是听话的,叫它下来就下来。”


要让它听话当然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陈达记忆里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场景——刚拆线完不久,母亲总是独自一人站在床边,用那根被橡胶手套包裹着的断指敲打着床头的铁框。无数次的敲击,没有音乐,只有无尽的疼痛,那种吹一口气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啪,啪,然后就流泪,她就是忍着啊,每天敲每天敲。”


1983年,手指恢复后,周广仁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开了几场个人独奏会,其中一场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当时的学生,现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的杨韵琳记得,那一天周广仁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裙,节目单上有一长串曲目名称,有肖邦,有舒伯特,有贝多芬,一开始她如前往任何一场普通演奏会一样,还没有意识到这些乐曲意味着什么。


在音乐会上演奏 ©陈达


直到那天晚上的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演奏到第三章时,学生的耳朵听懂了老师此刻的演奏意味着什么。


钢琴有黑白键之分,黑键高,白键低,这是众人皆知的常识,而杨韵琳听到的是更具体的,那一段C小调的旋律里的一些瞬间,大拇指在黑键上,小指的短琶音也在黑键上,而那根短了一截的无名指,必须跨域原本键与键之间的距离,以及黑白键之间的落差——那一刻,老师正在用自己的残缺的右手强韧地在键盘的黑白键之中切换。“四指是白键,比黑键低,很容易就漏掉当中的白键,她都啪啪啪全弹出来了。所以那次我眼泪都掉出来了,真的眼泪掉出来了。”杨韵琳说。


1983年,周广仁创办了星海青少年钢琴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业余钢琴学校。即使克服了受伤的手,重新登台,属一个钢琴演奏家最好的年华都过去了,晚年的周广仁将更多的心力投入到钢琴教育中。某种程度上,她对中国钢琴界真正的影响这时才开始——受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沿用了将近100年的钢琴考级体系的启发,周广仁和同事们在“文革”后的中国,创立了全新的钢琴考级体系,这是一种规范化的教育体系,按照考级曲目一级一级培养学生,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更为大众化的钢琴教育——对于周广仁这样的钢琴教师们,他们不仅自己失去了一个十年,也错过了太多的学生。


整个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的老师们都参与了设计中国化的钢琴考级制度。为了方便讨论,会议地点就在周广仁家里。后者“文革”后第一个研究生杨鸣记得,在老师家,总是有许多茶点,大家有吃有喝,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之下定下了每一级的考试曲目。每个老师都拍了示范录像带,在镜头前演奏各自负责的考试曲目。杨鸣当时弹的是六级与七级的曲子,他说很多年以后他无论走到哪里,总会有学琴的孩子认出他,说杨老师,我是看着你的录像带长大的。


孩子们向周广仁求签名 ©陈达


以一种巨大的热情,老师们去东北、海南、新疆,去最远的地方普及推广中国第一套考级教材和录像带。这原本是一件极有成就感的事,但随之而来的境遇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考级渐渐普及,许多原本没有门路接触钢琴的孩子走上了弹琴之路,但“考试”本身却扭曲了纯粹的音乐——为了迅速拿到考级证书,越来越多学生开始在一种畸形的教学节奏下接连跳级,“恨不得第一年一级,第二年四级,第三年十级就完了。”


周广仁必然是失落的。她反复提过意见,不同意跳级,批判功利性,不愿看到原本的考级计划变成各地学校与机构谋取利益的途径,不愿意看到年轻的孩子们变成考级机器。但这股势头终究抵挡不住。


事实上90岁的人生回过头来看,如果说克服了受伤的手,是一次巨大的胜利,那么在周广仁后来的人生里,却充满着失败。考级不可避免地走向功利后,她开始举办中国国际钢琴比赛,把国际上的知名评委请进来,但渐渐地钢琴比赛也变成了各个地方谋取利益的方式。她在数量上推动了钢琴的发展,但就教育本质而言,似乎离她理想中的音乐教育越来越远。


周广仁改变不了一个日趋功利,又或者从来如此的社会,但她也是执拗的,她的学生后来说,老师开始以一种“来者不拒”的态度对待所有愿意向她学习音乐的年轻人。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她的反抗。


我最早听说陈桥,是盛原教授无意中提起。他说周广仁快90多岁时,家中还收了一个大学生,一下住了两年。那个学生从佳木斯跑到北京拜师,是听说现在已经是钢琴界泰斗的但昭义,三十多年前也是自己从四川跑到北京,摸索来到周广仁家中求教。当时但昭义钢琴基础差,不被其他老师放在眼里,但周广仁被他的一番热情打动,将他留下,亲自教他钢琴。于是有了后来四川音乐学院钢琴系的一系列故事,包括后来第一个获得肖邦大奖赛金奖的李云迪。


在周广仁去世后,我和陈桥通了电话。


“我就背不住,那个谱子,车尔尼740。”26岁的陈桥在电话里说,那两年他一般在周广仁楼上的空房间里练琴,琴谱难度升级,到了一定水平时他怎么都记不住,可是“不能弹错”是周广仁当时对这类型曲子的基本要求。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回他弹着弹着,就看见90岁的周广仁直接跑到楼上来,对他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这个问题,我真的不想再教你了,你换个老师吧。”他被震住了,“感觉特别对不起她。”


尽管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没过一会儿,周广仁又像没事一样,“我们下去吃饭吧,你要好好弹琴啊。”


这是一个几乎让周广仁身边的所有人都百思不解的故事,作为一位音乐泰斗,晚年的她却在一个学不会琴的年轻人身上耗费时间。当周广仁日渐年迈之后,陈桥也结束了自己这份特别的求学之旅,从佳木斯大学毕业之后,有两年他在北京准备考研,房子租在昌平,偶尔来看望老师。为了维持生计,他不仅在琴行兼职过钢琴老师,还送过快递,摆过地摊,在大商场里的钢琴卖场里演奏(顺便练琴),也在电商直播里弹琴卖琴。向周广仁学琴的经历堪称失败,他换了好几份不太如意的工作,也没存下多少钱。


周广仁去世后,陈桥回到北京参加了老师的追悼会。他告诉盛原,自己感到后悔,当初不应该这么不切实际地去找周老师。他说前阵子还在成都做过一段时间的房产中介,与音乐事业相距甚远。


盛原想起了陈桥找老师学琴时,有一段时间学琴没有长进,周广仁还委托自己教过一段时间,但盛原当时听完弹奏认为他的水平不需要自己亲自来教,便把陈桥转给了学生带。后来听说最后他又回到了周广仁那里。“我就会这么想,你看,浪费我时间了。”

“怎么说呢,我觉得周先生这个人,她对一个人能不能搞音乐这件事不是没有判断。但是我觉得她还是珍惜爱音乐这件事,和爱音乐的人。她觉得只要这个人是爱音乐的,她就应该去帮助这个人,这个人就已经找到了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和最有意义的事情。”


母亲去世之后,在北京亦庄的家中,67岁的陈达直言不讳地讲述自己对母亲这一生的困惑。他认为客观来说,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母亲这一生所做的事情,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她本应承担的。无差别地对待每个学生,毫无保留地给予自己的所有,小到粮食紧缺时代的一餐肉,大到给贫困学生交学费、买钢琴。有时候他会直接告诉母亲,你教这个学生就是浪费自己,一个教授应该去更多需要的地方。但更多时候他只是一个人在质问,眼前的母亲似乎永远都是同一个反应,默默地点头,也不说话。


陈达也是一位钢琴老师,他自己带学生,但他不会像母亲那样,教琴时虽然尽心尽力,但时间到了,他不会多讲一分钟。


他说自己年轻时候常常不能理解母亲。这样有意义还是没意义?在世人眼中,最后周广仁作为一位钢琴教育家的身份,大过了她作为一位钢琴演奏家,但如果没有那么多尽心尽力的负累,如果有过更精心的取舍,人生是不是会更加轻松一些?


关于周广仁,还有一个困惑。许多钢琴家都有自己热爱的作曲家,比如巴赫之于朱晓玫和古尔德,肖邦之于年轻时的傅聪,他们常常使用一个词语形容过自己之于音乐的角色——servant,他们称自己是音乐仆人。


盛原曾形容一个钢琴家终日弹奏钢琴的感受:“深层次的孤独来源于对曲目的反复研究和练习之后,作曲家的意图只有自己能懂,刚刚觉得内心丰富了无比幸福,紧接着就要面对无法和这个已故‘知音’以及身边任何人沟通的痛苦,于是演奏变成了惟一可以进行精神交流的方式,这种交流更像是一种跨时空的灵魂交流。”


但对于周广仁,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唯一的答案,有人认为她的挚爱是莫扎特,有人认为是巴赫,也有人说她晚年常在家里听舒曼,因为对于一个在德国出生长大的人,德奥乐曲里的逻辑才蕴含着人生最初的语言记忆。后来她的学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杨鸣告诉我,“当老师的,不能说特别喜欢什么,什么东西都要喜欢。”


孩子们围着年轻的周广仁 ©陈达


陈达说如今只能以一种接近使命感的东西去理解母亲。她像其他钢琴大师一样成就了自己的人生,只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样有意义还是没意义?在周广仁离世之后,许多学生回忆起她,记忆里最深刻的往往无关钢琴上的造诣与成就,而是上课期间一些微小的时刻。


梁雷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音乐系的教授,已经50岁了。上世纪80年代,到周广仁的钢琴学校上课时,刚好是她断指后的第二年。在电话那头回忆起那段学琴时光时,奇怪的是,他发现其实记不起任何关于老师那双手伤痛的细节,而是记得上课时这样一个时刻:有时周广仁会用那只受伤的右手做示范,残缺的手指敲击在梁雷的手背上,告诉他手指应该怎么用力,怎样去触碰。他记得,“她的手总是暖暖的,又特别有力。”


李镓行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钢琴基础课教研室主任,30年前从吉林来北京参加钢琴比赛时还是一个初中生,在一次冒昧的拜访之后成为了周广仁的学生(和陈桥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似乎自己当时什么技巧都没有,只是“很真诚,很热情,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踩踏板就能把踏板跺掉”。那次拜访改变了她的一生,“如果她第一次态度很冷漠,或者有一点怠慢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会很害怕的。但她没有。她很亲和,像在家里头聊天。于是我很勇敢地就走出来了。”


有时候,学生还会在老师的钢琴中听到更多,钢琴里的声音还会成为人生的指引。盛原一直记得,十几岁时听老师弹奏舒伯特的《冬之旅》。“弹到最后的时候,我也就感受到了一种生活的沧桑,就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对现在的一种无奈和对未来的一种憧憬,我听她的音乐我感觉到一种遗憾,一种无奈,和一种憧憬,痛苦肯定有,但是她没有愤怒,她不会生气。”


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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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的读完了,考级录像带📼回看过无数遍,珍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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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但值得一读。一个自己历尽沧桑饱受磨难却温暖照拂过很多人的人生的老人。她见识过美好却不嫌弃粗鄙。她自己遭受痛苦却不怨恨他人。这真的是品格太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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