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读硕士一边种田,我在香港当农夫图什么?

周思中和Jenny是这里的农场主。2012年至2015年,我每周一至两天来这里义务帮忙。



我在大陆从来没下过田,种过地。我们这一代的人总要被老一辈的人训,说青葱和蒜苗分不清,把小麦当水稻。因此当我和大陆的亲戚朋友说,我在香港种田时,个个都睁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嗯,我很满意这种戏剧效果。


香港哪来田地?其实该问的问题应该是,香港的田都去哪儿啦?可这没有什么不好啊,大陆地价便宜,人力便宜,生产便宜的瓜果蔬菜给香港人消费,不是理所当然吗?我支吾着答不上来。


听起来的确合情合理——合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中的劳动分工理。我可拆不了这个招。不过一旦供应链出于各种缘由断链,我们还有菜吃吗?菜价大涨供不应求大家都亲身体验过吧?


我一开始耕田可绝对没有什么大抱负,纯粹出于田园牧歌的浪漫想象。大学三年级的暑假背上行囊,到西班牙的三个有机农场晃了一个月,算是初步的种田经历。要知道,西班牙人,尤其是盛夏的西班牙人,在懒洋洋过日子方面可是享有盛名的。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区的一个大农场



接着在高温高湿的香港,红火蚁在第一回合就完胜,无情地打碎了我所有田园牧歌的美丽幻想。为了防备无孔不入的蚁和蚊,必须大热天穿长袖衫、长裤、长筒雨靴,还要戴胶手套。哇,写下这些字都觉得热。


贪图一时凉快会后悔一个星期——那是痕痒发作的正常周期。所以,回归现实回归土地,种田真的是苦差事呀。



大帽山下生活馆





那为什么还要继续种下去呢?每个人的回答可能都不同。对我而言,因为,种田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一直想达到的目标是,让自己身上生产者的成分多一点,消费者的成分少一点。否则就像香港的经济是寄生型经济一样,自己会是一个寄生型的人。吃着泰国来的米,剥着美国来的橘子,用山东来的大蒜炒着不知哪儿来的菜。喝着澳洲来的牛奶,连用的水都是广东来的。


种田不仅是一种劳动方式,一种生产方式,它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成为你的生活。好多原本沦为垃圾的东西可以抢救回来再利用:厨余、硬纸皮做堆肥,酸奶盒拿来培苗,易拉罐插在竹竿头防止戳破防鸟网等等。


天天看天气预报,时不时抬头看天,仔细嗅着空气中的泥土味。去超市的次数少了,厌倦加工食品。把农业贬为低贱活儿实在是冤枉。当一个农民可得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想想当年诸葛孔明隐居隆中时,不也躬耕?这可比坐在电脑前敲键盘要复杂得多呐。


我边种边学,而又有好多农业操作不是用道理说得通的。它就这么做了,老老实实学来了就是,别多问为什么。所以,我越学越觉得惭愧,越觉得见识短浅,越觉得糊涂。



甘笋吃过,五指甘笋有没有见过?



比如有一个困惑是,当你平整土地遇到一个触目惊心的红火蚁巢穴时,是该继续,还是绕道而行?换个方式问,所有这块土地上的生灵,都有权利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是吧?


有一次阿周拿着打草机在打草,突然停了下来,难得看到他惊慌失措,脸色铁青。Jenny不断问他怎么了,他的回答断断续续,好不容易才搞清:他一个没注意,打草机的利刃便扫荡了一窝鼠仔。皮肤粉嫩,刚出生的小老鼠。


所以,我的问题是:到底,我们有什么权利,把不利于我们的作物生长的昆虫定义为害虫,并将其驱逐出境或赶尽杀绝?……唉,我还是乖乖种田好了,不要随便把田间地头的问题上升到生命的哲学探讨。种田是一门哲学。难怪读黑格尔出身的阿周能得心应手。



被晒得黑得发亮的周思中,躬耕之余还拿了个博士学位


一个经常和土地、阳光雨露、作物打交道的人,质地应该和天天坐在密闭办公室对着电脑屏幕吹空调的人不一样吧?对身处其中的周遭环境、四季的更迭乃至生命的感悟也会不一样吧?就像刚刚惊慌失措的阿周,平常尽管对偷吃粮食的鼠崽子破口大骂,在错手杀了生的同时却悔恨不已。这就是农民硬朗的外壳下柔软的生命质地吧?




你信不信邪?Jenny问我。那还是2012年,当时我俩挤在那把遮一个人都吃力的可怜小阳伞下,走在倾盆大雨中。当天是小满,早上我们七点钟起床,几个人合力,插完一块田的秧苗。刚吃完午饭,雨就下来了。所以,你信不信邪呢?


我浑身淋得湿透,一早上弯着腰插秧,身体绝谈不上舒适,但心情顶愉快。雨声很大,我得扯着嗓子高声回答:我愿意相信!眼睁睁看着小小的一粒种子进了泥土,后来就冒了芽儿。再后来长了叶,再后来连续几个星期都有漂亮得跟玩具似的生菜收割,不是很神奇吗?


沾了草木灰杀菌的马铃薯块埋到地下,再后来的后来我们刨土跟挖宝似的,恐怕真挖到宝都没有这么欢乐吧。大声喊着自己挖到了几个薯仔,不是也很神奇吗?


种子待满月发芽,照二十四节气来安排农事不会出错……这其中的妙不可言,邪不邪?农民是不是都有股天真的傻劲儿呢?

来源: 港漂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