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从花天酒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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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 朝文社(ailishi777)


01


中国古代一个最“会吃”的年代,就是明朝中后期。


比如身在明朝的外国传教士利玛窦就记录说,他那时常出席明朝士大夫圈里的高档宴会。


这些宴会常常在“考究的宅院”或“宫殿般的船舶”里开吃。


餐具全是金银制作,桌子上的食物堆得像城堡一样,压得桌子“嘎吱做响”,这样的宴会往往要热闹一通宵,除了吃还有玩,结束时会剩下大量的食物,而且“开支全部由公家支付”。


不止“外国友人”利玛窦和高官们会吃,普通士大夫们也会吃。


晚明时期的各类宴会,都是追求奢靡,士大夫们要摆宴,往往要提前数天准备,云集各类山珍海味。


哪一样菜不够上档次,都会被人看做“鄙吝”。


民间即使是平常的宴会,也要讲究“五干五湿”,十样菜是起步价。


所以“一会之费,常耗数月之食”。


基本就是老百姓家几个月的饭钱。


而且宴会上还要有酒,由于饮酒之风极盛,嘉靖年间一个淮安府,每年仅造酒曲,就要用掉百万石麦子。 


但吃着吃着,就有人觉得不对劲了。


比如万历四十四年,山东省诸城县举人陈其猷和同伴一起进京会试,刚离开县城20里,就看到了周围饥荒里饿殍遍野的场景,种种惨状让他“毛骨凛凛”。


哪怕入京多日后,他依然“数日饮食不能甘”。


可是与他一起目睹惨状的同伴,那些大明朝的“青年才俊”们,却立刻把这一幕忘记到九霄云外,安心出入北京城官场里的各种宴会,享受“声歌诱耳,繁华夺目”的生活。至于百姓疾苦,“则漠然不关心也”。


但比起接下来那恐怖的明末大饥荒,陈其猷看到的“毛骨凛凛”的一幕,还只能算是小灾。



02


明朝天启七年,学者吴应箕路过河南真阳,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经行的这条道路,竟还有耕种的痕迹。


停下来一问才知道,这条路在数年之前,还是肥沃的农田,而真阳县百分之九十的农田,都变成了这幅样子。


至于种地的农民,早就为躲避科差跑得精光。


以明末学者估算,明朝北方有100亩地的自耕农,一年的收入不过8000文钱。


但明末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每年仅徭役的差钱,就要交12000多文。


一年种地下来,简直入不敷出。


好些农民自然扔下土地外逃,很多人进入城市务工。


即使在北京周围“天子脚下”,“两县编户齐民百无一二”,没人种地是常见现象。


更叫人无语的是,看到“河南真阳农民跑光”的吴应箕,还反复问当地的巡抚、知府、知县知道不知道这些事儿,得到的回答是“然”。


吴应箕又问他们知道后,是否问过原因,得到的回答是“无有”。


也就是说,这些“官老爷”们对于治下的这些怪相,早已见怪不怪。


见此情景的吴应箕,也只能“不觉浩叹”。



03


上面所有这些事联系到一起,我们就不难看到那一场即将上演的悲剧:这越来越会吃的明朝,统治阶层腐化堕落,官场迎来送往花费多,所以的呆账烂账都由苦农民买单。


“买不动”的农民只好逃亡,上演“没人种地”的一出出活剧。


比起毛骨悚然的场面,更让人细思极恐的,还有陈其猷“则漠然不关心也”的描述:除了陈其猷这位稍微长点心的举子外,其他人都沉浸在花天酒地中,装作没见过当日的惨景。


要知道,这些“举子”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是大明朝各地的亲民官。


可这般“装看不见”的模样,又怎能做得了好官。


所以做了官的,就如吴应箕遇到的巡抚知府知县们,只会面对这一切装聋作哑……


再然后,就是明末年间从西北爆发,席卷整个明朝北方的大饥荒,以及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大起义。


那灾荒里饥民“剥树皮而食”“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的惨景,最终引爆了剧烈的反抗。


那些“装看不见”的官僚们,绝大多数,也都在这场王朝更迭里,随着明王朝一起被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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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个意义说,这常被不少学者形容“命苦”“运气差”的明王朝,真不是被灾荒闹死的,却是被权力场上,那一幕幕“花天酒地”的活剧“吃死”的。



04


而论起“会吃”,中晚期的清王朝,那也是更会吃。


比如以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里的形容,大清的“吃”,“开支全由公家支付”,而且频率极高。


比如在陕西省,如果十天半月没有饭局,粮道就要邀请其他衙门聚会。


一般要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


另外每逢年节,更要大吃一顿。


不但要吃还得“传戏”,更要有酒,一个大型宴席,往往要热闹三天三夜。


特别是在“河工”等建设赈灾领域,由于手里钱多,吃的也好,而且“杀猪只吃里脊肉,宰鹅单吃掌,杀驼仅吃峰”,一桌动辄几百两银子。


可大清朝那时正落后挨打,割地赔款成了常态,哪有这么多钱供“官老爷”吃?


当然就是苦农民买单,除了苛捐杂税要加,还要开发致富新门路,典型种鸦片。


所以自鸦片战争后,“国产鸦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比如山西省,五百多万亩耕地,60多万亩种上了鸦片。


另外甘肃、河南、山东、河北各省,都有大量耕地种植鸦片。


祸国的鸦片与粮食争地,后果可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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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当光绪年间“丁戊奇荒”爆发后,我们看到了一出出奇特景象:比如为保证京城官老爷们喝好酒,在灾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清政府依然在灾区征粮酿酒,仅直隶一地就被征走数百万石粮食,每一颗粮都是老百姓的活命粮。


但对于大多数“官老爷”来说,这又算什么?


礼部尚书恩承过境灾区时,外面是水深火热,他顿顿都要“海菜数桌”,每天还要给他供应四十多辆车和六十多匹马,一天的花费就是数千两。


受灾极重的河南省,催科依然不停,可怜灾民“卖儿鬻女以充正供”。


官员们大搞“吃灾卖荒”,甚至还做起人口贩卖生意,仅仅在灵丘县一个县,“就有十万以上的妇女和儿童被出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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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场波及中国北方的灾难,造成了一千多万人的死亡,受灾极重的山西省,死亡人数高达三分之一。


但清代的典籍更告诉我们,这样一场“奇荒”,以灾情本身论,比起清代中期的几次大灾,只能说是“相仿”,那些惨痛到不忍直视的灾情,都是从花天酒地开始的人祸。


如果我们简单读史料的话,每一场灾难,我们读到的多是冰冷的数字和简单的描述。


但每一个细节稍一较真,就是多少先人们实实在在的痛。


粮食安全的警世意义,并不只是留在史料里的谈资,相反却是无论多少年,都开不得任何玩笑的沉重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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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走进晚明》《明末农民战争史》《丁戊奇荒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