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堰爆炸案一年后,他们还在修补破碎的生活

2021年6月13日清晨6点40分左右,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艳湖社区的集贸市场发生重大燃气爆炸案,一声巨响后,整个菜市场几乎全部沦为废墟。官方最终核定,这次事故造成26人死亡,138人受伤,其中有37名重伤。


爆炸发生的时候,我在武汉的家中,距离十堰500公里,开车需要5小时,火车要2个半小时。手机弹窗,点开是图文并茂的新闻,满目都是断壁残垣。我仔细浏览了一会儿,关掉窗口,想一想,又点开,发给家人和朋友,互相叮嘱使用天然气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然后,我们就都渐渐忘了这条新闻。


直到整整一年后,我站在了艳湖集贸市场这片曾经的废墟旁。


艳湖集贸市场建在一条叫茶树沟的河道上。在它的上游500米处,是牛头山国家森林公园,那儿有一个水库。茶树沟本来只用于水库在丰水期向外排水,正常情况下水量极少甚至无水。于是,东风汽车公司在1992年将河道架空,建成了这个集贸市场。3年后,又在集贸市场两侧的河道上建起两排居民楼。从此,“茶树沟”成为暗渠,不知情的人会把这个地方当作是普通的平地。


2005年,中燃公司对集贸市场旁边的芙蓉小区进行燃气改造。原本的燃气管道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旦遇到雨雪天气或下雨,就会出现管堵和漏水。此番改造便是为了将天然气管道埋到地下。3年后,芙蓉小区意外发生了化粪池的沼气爆炸,燃气公司担心会影响管道安全,于是在2008年再次改造管道,违规将管道绕过化粪池,穿越过艳湖集贸市场下方的暗渠。2次改造,或是未经申报,或是直接违规操作,事后的事故调查报告更是指出了期间的一个重大问题:管道弯头部位防锈处理没有按规范完成。


茶树沟暗渠本就潮湿,社区排水渠每天排出腐蚀性的生活污水,再加上集贸市场各家餐饮店的厨房经年累月持续排出大量二氧化碳,燃气管道便一直处于酸性水汽环境下,天长日久,燃气管道早已锈迹斑斑。


40多岁的珍姐在距离市场300米远的地方开了一家不大的便利店。她告诉我,从她10多年前搬来这个小区,就从没有见到有人对这些管道进行过巡查。歌舞升平的安宁掩盖住了岌岌可危的隐患,直到2021年6月13日,泄露的天然气在封闭的河道里迅速聚集,最终被顺着早餐店排烟管排出的火星引爆了。




珍姐微微有些发胖,扎一个高高的马尾,显得格外精神。听我打听这事时,她先是略略有些诧异,却又很快高兴起来:“呀,真是没想到,这么久了,还有外面的人记得这事。”说完,她的神色又不自觉地黯淡了下来。


珍姐一直强调说,自己是幸运的:她的家距离爆炸现场不过50多米,但好在房子处在爆炸冲击波的侧面,相较于那些正面迎接冲击波的邻居们,她家的损失小得多。去年爆炸发生时,珍姐刚从医院出院不久,正在家调养身子。爆炸声响起的时候,她还在睡觉,只听得窗外地动山摇。爆炸声有些闷闷的,像是被罩子压住的声音。珍姐顾不上自己虚弱的身体,拖着丈夫孩子狼狈而逃。


出家门后,爆炸的现场让她惊惧——遍地都是砖头瓦砾和流着血的伤者,一片狼藉。有人在喊,有人在哭,一起跑下楼的邻居心有余悸地说,自己家的玻璃全都被震碎了。珍姐抬起头,想看看自己家的窗户,只看到窗帘被吹得呼呼的。


珍姐一家和邻居们在现场看了没一会儿,工作人员赶来了,不停催他们赶紧走,不要逗留。“快走快走”,声音急促而焦躁。邻居们被安置到了各个酒店,珍姐没有和他们一起,而是住去了同在十堰的娘家。住了没一个星期,丈夫犹犹豫豫地催她:“住回去吧,我们回家吧。”


珍姐有些发恼:“回去?你敢回去?那里现在就是个火山口。”丈夫争辩了几句,终于也不耐烦了:“要注意影响啊,住着不回去,影响不好。我是党员,得带头。”


珍姐最终还是跟着丈夫回到了集贸市场旁边的家。踩上那里的地面,第一脚有点软。接着往家走,深一脚浅一脚,满鞋底都是黑泥。楼里也是黑的,像一口望不到头的深井。周围的邻居大都没有像她一样回家,他们在安置酒店住了至少1个多月,最久的住了3个月。

没有邻居,本就惊慌的珍姐更加觉得孤单,她像是得了PTSD,每每听到大一点的声音,心就突突直跳。1年过去了,这种心慌始终没有改善,珍姐烦躁地摆摆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改掉这毛病。”


市场周围的房屋大多有不同程度的损伤,珍姐家的受损情况是相对比较轻的。工作组很快给所有的受损房屋做了登记,之后统一做了修缮。珍姐家的墙壁,一开始被重新粉刷了,看起来和以前没什么区别,但日子久了,震裂的墙体终于又显出了疲态,爬满了长长短短的缝隙,一下雨,水就一点点渗进来,墙壁全是灰灰绿绿的霉斑。


之后,工作组开始和各家各户沟通赔偿的事情。珍姐知道有赔偿时,谈判已经进入了尾声。她始终没有看到正儿八经的公告,还是在早餐店里碰到的邻居不经意地问她“赔偿谈到哪一步了?”她才如梦初醒。


她慌忙火急打听了一番,各家的赔偿不尽相同,多的7、8千,少的3、4千。有邻居神神秘秘地向她传授经验:“你要先把口开得大大的,然后再还价。不然调子起低了,就要不了多少赔偿金了。”说完,还四下张望了一下:“赔多少,不是完全依据受损情况来看的,你要会说会闹才好。”


珍姐最后还是没有去谈赔偿,她觉得自家受损情况算轻的:“比起其它人家,我家真的算很好的了。算了,这一次,政府也挺难的。”


和珍姐抱着一样想法的人也有不少,他们放弃了赔偿,互相安慰着:“人还在就是最好的了。比起那些没了的人,我们已经很幸运了。”在爆炸中失去生命的26位逝者,每家收到政府100万的赔偿金。珍姐说起这个,摇一摇头,又摇一摇头:“人命啊,有时候真的不值钱。”


这1年里,珍姐身边的很多邻居陆陆续续都搬走了。珍姐也想搬,天天住在家里,心里都是悬空的,总觉得不知什么时候又会来一场爆炸。“谁不想搬走?能走的都走了。”但是珍姐搬不了,“我能搬去哪里呢?”十几年前买下这套房子时,房价才1千多,在爆炸前,珍姐还跟中介聊过,中介告诉她,“你这房子,现在能卖到快50万呢”。珍姐喜滋滋的,觉得自己“赚了”。


但爆炸后,周边的房子房价都一路直线下跌,珍姐的房子已经卖不到30万了。而最关键的是,即使跌到30万,也没有人买,“但凡有条件,谁会买这里的房子呢?你说是不是?”卖不掉旧房子,就没钱买新房子。搬不走的珍姐觉得,自己心慌的毛病,可能永远好不了了。


开五金店的浩哥也说自己是幸运的。他的五金店就在艳湖集贸市场正对面,隔一条细细窄窄的马路,距离爆炸点不到几米。但浩哥的家距离集贸市场有10分钟车程,那天正好犯懒,没来那么早,躲过了一劫。


浩哥剃一个平头,面庞有些黑,说起话来很爽朗。我看到他时,他正百无聊赖地歪在五金店里的躺椅上。店子40多平米,整洁明亮,为了招揽生意,浩哥还在门口摆了一长条柜台,卖香烟和矿泉水饮料。他的妻子不时拿着面盆接满水,熟练地泼到屋外的空地上,用来压住路面上扬起的灰尘。


在那条细长马路对面的爆炸旧址上,工人们正在忙碌地施工。早些时候,有几个工人告诉我,那栋两层楼高的市场在爆炸后就不会再重建了。现在正在原址上修葺的,是一个长100多米、宽10米左右的休闲广场。以后,那个新广场里将再看不到往日的痕迹。


几个工人开始对我这个陌生人颇有些警惕,只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上面怎么安排我们就做什么。”但最后,他们还是带着欣喜叮嘱我:“你要是有兴趣,过个十几天再来看,那时候,这个广场就竣工了,你可以看看它的样子。”



不过浩哥夫妇对这个广场并没有什么期待。爆炸发生后,河道里的天然气管道很快被挪开,之后河道改造,修了一个走道似的建筑,“都是大理石修的,看起来很贵”。但没过多久,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走道又被拆了,现在这个小广场是今年4月才开始修的。


在浩哥的印象里,这一年来,五金店门前一直是挖了修、修了挖,目之所及,全都是挖掘机、起重机,地上永远堆满了黄沙和水泥,雨天是黑黑的泥沙水,晴天是细细的一层灰。周围的居民这一年都把窗户紧闭。但浩哥他们那一排的铺子没办法,要做生意,只能开着门,往地上一盆盆泼水,“不过也习惯了,有点灰就有点灰吧,也不影响啥”。


浩哥有时会跟妻子玩笑般打赌,猜这个广场会不会再拆。“听说这个广场花了4000多万呢,之前那个走道,也花了1000万,啧啧啧。”虽然不是自己的钱,但浩哥还是一想就心疼。


“为什么不提前规划好呢?我们老百姓装修个房子都知道要先做好设计啊。”


但他更想不通的还是那场爆炸——听当时在现场的人说,在爆炸发生前的1个小时,河道上就聚起了许多淡黄色的烟雾,还有呛鼻的气味,许多人都远远地观望。但6点38分,燃气公司的抢修人员告诉警方,“阀门关了,没什么事了”。之后,围观的居民们被陆续劝回市场。4分钟之后,爆炸发生了。


和珍姐一样,浩哥也想离开,但也走不了。这个铺子是他在2004年花了40万元盘下的,在那时候,不是一笔小钱。


“如果是租的(店面)就好了,那我就走了。”他顿了顿,“可惜不是。”


五金店当时被炸得变了形,门窗墙壁全被震得七歪八倒。之后店铺关门了1个月,政府帮忙做了修缮,然后给了几千元的赔偿。浩哥说:“这个钱叫什么呢?营业收入的补偿吗?那肯定远远不够,估计就是比照着旁边铺面的租金补偿吧。”


阿武是这场爆炸案的重伤者之一,也是我此行要见的人。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一家康复医院做复健治疗。比起微信上的头像,现在的阿武有些微微的虚胖,头发剃得很短。他后脑勺上是一道长约十几公分的半月形疤痕,时间久了,疤痕颜色有些淡了下去,但张牙舞爪的缝合痕迹仍是触目惊心。阿武左右两条大腿上,这样长长短短的疤痕还有至少4、5处,最长的一道疤痕,差不多有30公分,从大腿根部延伸至近膝盖处。按专家最终出具的伤情报告,爆炸造成了阿武的颅脑损伤、全身多处骨折、多脏器受损以及肺部受损,而最严重的,是脊髓神经受损。


脊髓神经受损被称作“不死的癌症”,受伤之后,阿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站不能坐。直到现在,才终于可以勉强支撑站立一阵子,蹒跚着练习走上100米左右。


做水疗复健时,护士给坐在轮椅里的阿武身上绑上绑带,在绑带上勾上钩子,接着仪器启动,将阿武整个人从轮椅上吊起腾空,再缓缓移动到水疗箱的正上方。机械手臂停住,然后将阿武一点一点放下到水疗箱的箱体里。从地面到水疗箱,常人只需10来秒的距离,阿武花了整整5分钟,还走得半身都是细细密密的汗水。


这样的流程阿武已经非常熟悉,不需要医生的指导,甚至可以娴熟地与医生商量着调节设置水流温度、阻力和步行速度。水疗的时长是半小时,结束后,阿武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理疗项目。


水疗、针灸、牵引、悬吊、电疗、磁疗、PT训练(关节功能、肌肉力量、神经肌肉等训练)……每天早上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半,每周6天,阿武就泡在复健楼里,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做。晚上,复健科的医生下班了,他就在病房里自行训练,直到晚上11点半。周日复健科休息,别的病人都也跟着休息,可阿武不,他自己在病房里给自己安排练习,一年365天,没有一天休息。


护工文姐私下感叹:“他训练得真是猛。哎,可怜见的,这么年轻,他着急啊。他天天就只想着快点恢复,就可以出院了。”


阿武今年42岁,1980年的冬天出生在十堰市下属的一个镇里。2004年,他和来自同县的妻子结婚后就来到了十堰市定居。熬过了最初的迷茫期后,生活开始一点点向阿武期待的方向展开:2007年,大女儿诞生;2009年,他们在这座城市有了自己的房子;2016年,又添了一个小儿子,同一年,双喜临门,阿武在艳湖集贸市场开了这间100多平米的大药房。


阿武能吃苦,又愿意动脑筋,药店的生意在他的打理下越来越好,养活一家四口足够宽裕。他不是一个特别有野心的人,这样的生活让他满意,甚至时常偷偷感谢命运。如果没有去年的那场爆炸,在阿武的设想里,他也许会和身边无数个擦身而过的普通人一样,“平淡幸福”过完一生,那是他自己所中意的。


阿武的药店在艳湖集贸市场的临街一面,从马路上向上走十来级台阶便能进到店里。药店下方,正是埋着管道的暗渠。市场里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的布局构造,不过,之前没有人会将这一点与“危险”之类的字眼联想到一起。



爆炸发生在端午节的前一天,阿武惦记着第二天家人团聚的大餐,计划着出去买点食材,做点好菜。他本就有早起的习惯,忙乎完一圈后也才6点多。一看时间正好,他便去药店开门。


阿武将车停在社区的停车场,距离市场100米远。停好车后,还碰到了在那里早起打羽毛球的老邻居朱叔。阿武赶时间,就没有停下脚步,两人只远远地笑嘻嘻打了个招呼。朱叔是湖北武穴市人,今年52岁,来十堰安家也有10多年了,育有一儿一女,前些年孙辈也出生了。女儿出嫁后,朱叔就带着儿子一起在艳湖集贸市场里经营着一间理发店,没有太多生计压力,日子过得颇为悠闲。


打过招呼后,阿武继续往市场走去——这是那天留给阿武最后的印象,后来的事情他都不知道了。


事后,阿武听家人说,爆炸的消息传开后,大家发了疯一样赶来市场找他,却怎么也找不到。路边全是嘶吼的救护车,现场乌泱泱全是人。他的家人和朋友在现场东奔西走,情绪几乎失控,拉着人便问:“看到阿武了吗?”“知道阿武在哪里吗?”“能告诉我他在哪个医院吗?”


没有人能回答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急吼吼的,救出的伤员被抬上救护车,随机送往周围的医院,谁也看不清谁,也顾不上看清。


阿武的妻子艳云最后还是在抖音的短视频里找到了丈夫。在视频里,救援人员抬出的第一个人就是阿武,阿武那时已经血肉模糊,看不分明了,但艳云认得丈夫的衣服。确认了丈夫已经被救出,艳云提着的那口气才松下来,她的脸上全是灰,被泪水冲得深一道浅一道。


大家又分头去到市里的医院,一家家打听“有没有一个叫阿武的病人”。有位医生听错了姓,听成了“朱武”,一脸严肃而沉重:“你们节哀,他已经不在了。”


朱武就是在停车场打羽毛球的朱叔,爆炸前两分钟,朱叔和阿武刚刚远远地互道了一句“早上好”。


阿武的手机一直打得通,这给家人多多少少留存了一点希望,但一直是响到忙音还没人接。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有人接通了电话,说是医生,告诉他们,阿武还活着,现在在ICU。家人和亲戚们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医生接下来的话吓呆住了:“情况非常不好,救过来可能也是植物人了。”


情况确实不好,尽管命悬一线,阿武却迟迟做不了手术。他颅内水肿得厉害,血压也高,从全国赶来增援的专家们和本地专家一起组成了3个医疗专家组,但对于阿武,专家们的治疗意见争论得厉害,始终无法统一。讨论了整整3天,最后是一位从武汉同济医院赶去增援的专家冒险拍了板,才给阿武动了手术。


昏迷到第七天,阿武的眼睛才终于微微有了颤动。守护在旁边的家属喊来医生。苏醒过来的阿武才发现自己浑身绕满了管子——胃管、气管、导尿管、引流管。


刚苏醒时,阿武长时间处于意识不清醒的状态,每天只有片刻能清醒一小会;他张不开嘴,吃不了东西,所有的营养液和流食靠插在鼻子上的鼻饲管送进胃里;肺部受损让他没办法开口说话,与外界所有的沟通与交流全部依赖于家人买来厚厚的A4纸,他得一笔一画地写,“要喝金银花露”“想喝可乐”;最难过的还是不能动弹,身上没有力气,想要翻个身,需要起码4个护士通力合作才能帮他翻过去。


好在阿武毕竟年轻,加上平时喜欢运动,身体素质不错,还是硬生生从阎王爷那里把自己的命夺回来了。医生说,“这是个奇迹,我们原本以为就算救活了他,也只能是植物人的”。


不记得在ICU住了多久,阿武转回普通病房后,绕了满身的管子一根根地被拆下。在医院住了40多天后,人在7月底被转到了康复医院。


阿武身边的人悄悄松了口气,却没有人注意到,此时阿武的内心已经近乎崩溃。脊髓神经受损让他的下半身完全不能动弹,躺在床上,盯着自己的左腿,明明用尽了力气,却没有一丝能抬起的样子,连脚指头都一动不动。不知道重复试了多少次,阿武才终于确认了自己的下肢不能动弹这个事实。但确认不代表接受,那曾是一双每周都要去打篮球的腿,如今已经因为长久不动,有了肌肉萎缩的迹象。


医院派来了心理医生给阿武做疏导,没聊一两次,就被阿武赶走了。


“讲的都是些空洞的大道理,没有一点用。”阿武觉得那几位心理医生只是例行公事地走流程,任务完成得一般,让他很排斥。他觉得,这些心理医生甚至还不如那些见多了生死的护士们,偶尔说的一句劝慰有用。之后,他再也没有做过心理治疗。


阿武想到了死。他想了很多办法,可惜即使是自杀,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开始尝试的是咬舌,像电视剧里演的那种,可是终究还是不敢,放弃了。之后又实验了许多种,都以失败告终。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阿武跟医生说自己失眠。安眠药医院管得极严,护士要看着病人喝下,若是没有当场服用,必须马上回收。阿武留着心眼,每次都把那半片药压在舌头底下,等护士一走开,再吐出来藏到枕头下面。


攒到差不多快6颗药的时候,有一天阿武突然发现藏在枕头里的药不见了。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不问,也没有人来问过他,对方只是执着而沉默地和他玩着这个一点都不好玩的游戏。阿武一次次、一点点地藏,对方一次次、一点点地找。阿武把自己能藏药片的地方都藏了个遍,然后突然沮丧地意识到——自己连动都动不了,那安眠药还能藏去哪里呢?


阿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执着于自杀这件事,到底还是被妻子觉察到了。不同于电视剧里的痛哭拥抱劝慰,艳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她不与阿武对话,只是对着女儿怒吼:“你爸爸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女儿那时已经读初二,懂事了。阿武不愿意让女儿听到妻子如此评价自己,他一向把女儿当自己的命,妻子这样对着女儿指责他,他接受不了,他不想自己在女儿心中的形象有任何一丝坍塌。


阿武在后来回想,觉得让自己最终放弃自杀念头的,还是因为两个孩子——5岁的儿子给他打视频,奶声奶气地和他絮絮叨叨:“爸爸,我好希望你早点好起来啊。”


小孩子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这句话的力量的,阿武却接住了这句话。“我后来就想,如果自己不在了,我的两个孩子就没有爸爸了啊。他们那么小,没有爸爸多可怜。”阿武说这话时,少有地有些哽咽。他从此再也没有尝试过自杀了,“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恐怕是熬不过那关的”。


爆炸事故的轻伤者陆续出院了,留下的都是走不了的人。他们被分别安置在十堰市的3家重点医院里。阿武与其他人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联系,时而沟通病情康复的进展,时而互通消息。在更多的时候,互相看着彼此的存在,或许就已经是一种力量,像一同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遇难者,其实谁也顾不上谁,但偶尔对视一下,便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安慰。


阿武和同病区的两个病友走得近一些。


一个是李大爷,是阿武所在医院里在爆炸事故中受伤最严重的一位。李大爷今年73岁,爆炸发生时正在市场里的早餐店里吃早餐。一年后的现在,李大爷依然处于半昏迷状态,意识模糊,说不出话来。阿武有时会摇着轮椅去病房看看他,想说什么,却也不知道能说什么。


另一个是任姐。她今年51岁,一年前刚刚退休。任姐曾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就是每天想想怎么上班,怎么买菜,怎么把孩子养大,偶尔买件新衣服。她为自己退休后的生活预设过许多方案,只是那些方案里从来没有“高位截瘫,躺在医院里一动不能动”这个选项。

任姐的伤比阿武更重,颈椎以下全都不能动,导尿管导了一年了,始终没法取下来。她23岁的独生女之前在武汉上班,出事后,女儿最终还是辞去了武汉的工作,回到十堰,陪在母亲身边。


任姐有时甚至会羡慕李大爷,相较于李大爷的意识模糊,她痛恨自己神智清醒。她的情绪会不定期地陷入消沉和悲观,哭着对身边的人喊:“我已经承受不了了,坚持不下去了,这治疗真的太痛苦了。”情绪失控的时候,她会更激烈地喊出:“让我死了算了,行不行?”


旁边的人心都碎成一团,可是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有人期期艾艾地劝她“不要哭了”,说完连自己都觉得那话太过轻飘。


只有阿武偶尔能劝得住任姐,因为他能理解任姐。任姐不能释怀的情绪是“懊恼”,她恨,恨为什么是自己要遭遇这一切,恨自己为什么不早不晚偏要那时候去市场。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萦绕在阿武心头,折磨着他、让他走不出的心魔——他常常忍不住去想,如果那一天晚去一会儿,是不是就没事了?如果在哪里耽搁一下,哪怕,只是那天早上多睡一下就好了。自己几乎每天都是市场第一批开门的商户,这就是老天对他的勤勉给予的回报吗?


可是久了,阿武就不再纠结了。他说,想这些有意义吗?能改变事实吗?如果没有意义,那就接受吧。


对于那团深不见底的、能将人狠狠陷进去的情绪泥沼,阿武知道曾经许多人都伸出手,想努力把他拉出来,但他也清楚地知道,旁人其实永远无法与自己感同身受。最终,还是靠自己艰难地跋涉出来。


把自己救了出来的阿武,也在泥沼边对任姐伸出了手,他要将任姐拉出来。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与痛苦的人,才有资格说出“我理解你”。


任姐羡慕阿武,羡慕他终究还是能动一动,能站起来,能蹒跚着走两步。阿武苦笑,没想到这样的自己竟也能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但聪明的他很快也就顺着任姐的话说下去:“你羡慕我,可你知道吗,我这两条腿,一开始也是完全动不了呢,现在能动了,是不是?只要你不放弃希望。”


任姐被阿武劝说动了,不再排斥治疗,也开始积极地练习。在最近一次联系中,任姐兴奋地告诉阿武,自己的胳膊可以微微抬起来了。


阿武比任姐还要高兴:“你要继续努力啊,下一步,也许你的手指就能动了,再以后,就能坐起来了,就可以走路了。”


他认真地宽慰任姐:“比起那些死去的人们,我们终究是幸运一些的。你要相信,老天既然没有让我们死,就一定不会把所有的苦难都放到我们身上。我们还有父母,要对他们负责。你还要看着你的女儿出嫁,我也还要看着我的两个孩子长大。”

这宽慰,阿武是说给任姐听的,其实也是说给自己的。


复健虽然辛苦,但并不是阿武唯一需要发愁的事情,另一个无法回避的压力,来源于赔偿与维权。


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反应非常迅速,从各个事业单位抽调了大量工作人员来负责事件的后继处理。先是成立了两个专班,“医疗保障组”和“财产代偿组”,分别负责医疗治疗的保障以及财产的赔偿事宜。另外,还成立了几十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对接一位伤者,以便及时沟通与反馈。


这样的安排起初让大家都非常认可,心怀感激。但日子久了,有些矛盾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暗暗滋生。


不同于医疗救助,财产赔偿是一件更为微妙与复杂的事情。在爆炸中,阿武的铺子几乎沦为废墟,里面所有的物资和药品也全都灰飞烟灭。相较于旁边的早餐店、蛋糕店,阿武那间由两个门面打通后并成一处的铺子,面积在市场里属于比较大的。药店同时经营中药和西药,每年的收益,不仅在艳湖集贸市场,哪怕在整个十堰的单体药店里,也是不错的。


这样也直接导致了对于药店的赔偿注定会困难重重。那些早餐店,蛋糕店、理发店、资产结构相对简单明了,赔偿额度大多在几万元至十几万,很快就都赔付完成了。但药店里当时到底有多少药品、那些药品究竟价值几何,阿武与专班却迟迟没有达成共识。按流程,阿武填写了上报损失的表格,工作组依此去展开市场调查,请第三方的评估公司和审计公司进行审核。到了最后,专班能给出的赔付金额与阿武的诉求,有几十万元的缺口。


这个结果是阿武一家不能接受的,可这样的事情之前没有过先例,更谈不上标准化,阿武和工作组都有着自己的立场与诉求,如此反反复复拉锯了十来次,阿武敏感地意识到,这事估计一时半会无法继续推进了。突然想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感到一阵烦乱,似乎能感受到血管里的血在一突一突地蹦着。


果然,关于赔偿的谈判暂时搁置了下来。但阿武不慌,不论期间是否有过不愉快,他始终对政府有着一种天然的信任。


在爆炸刚开始时,检察院曾问过阿武和其他当事人,是否要以个人为主体向责任方去追讨民事与刑事责任。但大家一番商量后,私下统一了意见:“在这件事情上,个人力量太过单薄,未必能有更好的结果。相比之下,政府无论如何都会更有力量一些。”

于是大家一致回复:“我们相信政府会为我们做主的。”


如此这般僵持了小半年,到了2021年12月,工作组开始频繁地联系阿武一家。


这一次,对方的态度明显强势了许多:“周围商户的赔偿都谈完了,就剩你们一家了。”“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专班是临时筹建起来的,大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可能一直陪着你们。”“现在(财产赔偿的)事情都处理得差不多了,我们工作组也要撤了。你如果再不接受这个赔偿标准,以后就自己去处理吧。”“你自己去搜集证据,走司法流程,很麻烦的。”


阿武好歹是生意人,懂得这番话里的虚虚实实,明白工作组这么说,大概率只是为了尽快了结此事。


可明白归明白,阿武心里还是忍不住会慌。在工作组密集的催促中,他感到了巨大而无形的压力——万一,万一工作组真的解散了,需要自行追责,家里谁能去处理这事呢?别的商户基本都拿到了赔付,他甚至连一起的同伴都没有了。他和妻子商量:“要不,就接受这个数字好了?”


艳云却坚决不同意:“我们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合法经营,我们做错什么了就遭到这样的无妄之灾?即便真按我们要求的数字赔付了,也是远远不够的,凭什么还要打折扣?”“我老公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平时周末有空就带着孩子出去玩,现在在医院躺了半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这是多少钱都没法弥补的!”


对方的口气也软了下来:“唉,我们也是办事的,说了也不算。你们的意思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尽量再去争取吧。”


阿武偶尔会心软:“这两年防疫,开支大,估计政府的财政压力小不了。我们十堰主要是靠汽车产业支撑,这两年车也不好卖,政府没收入,能怎么办呢?”他仰起头,面庞平和宽容:“政府也不想拖啊,但是桩桩件件都找政府要钱,政府也难吧。所以我相信,只要有办法,政府肯定会为我解决这个问题的。等到这事谈妥了,我们的压力就可以小多了。”


可事情还是这么僵在这儿了。整整一年过去了,赔偿的推进像漂浮于波涛上头的小艇,浮沉摆荡。有时阿武会问一句:“这么长时间,不管什么评估、划定责任,时间都够了吧?”但大多数时候,他也不问了。他相信这笔款的赔付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在他看来,比起这笔赔款,康复才是更重要的——尽快康复了才能出院,出院了才能去做进一步的伤残鉴定,然后再依此去协商未来的生活补助事宜。


“未来”才是阿武和家人更焦虑的事情,也是夫妻俩最大的压力来源——一家四口之前全靠药店维持生计,突然之间,“轰”的一声,生活被连底抽掉了。什么时候能重新开起药店还是一个未知数,但一家四口的生活费用、两个孩子的学费、以及阿武出院后的后期康复费用,却是实实在在的,样样都不轻松。


不谈日常生活的开支,两个孩子的学费一年加起来就是5万多,阿武和妻子都要自己交社保,一年也要4万多,这两项是丝毫不能压缩的支出,就算家里有金山银山,也不够这样坐吃山空。


本来,两个孩子大了,原先那套100平的两居室显小了,阿武和艳云盘点了一下手里的积蓄,准备置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挑的楼盘单价1万多,是十堰数一数二的优质楼盘。即使节省如艳云,看房时也藏不住的喜悦。现在夫妻俩则会庆幸:幸好没买那套房,不然每个月的房贷真不知能怎么应对。但有时却又忍不住失落,“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换大房子了”。


我没细问是哪个楼盘,但从医院出来,走在十堰街头时,每看到一幢高挺的楼房,就忍不住抬头看一眼,猜测是否是这其间的哪一扇小窗,曾承载过这个家庭刚刚燃起又很快熄灭的期盼。


就在阿武提及的2021年12月,许是因为年关将近,许多问题的推动都变得积极起来。


一个“说得上话”的官员,某天突然让工作组联系到各位当事人,建议“符合条件的,尽快办理第一阶段出院”。消息一出,便在难友间炸开了锅:“第一阶段的出院标准是什么?”“我们连路都走不了,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就符合第一阶段的出院标准了?”工作组的背后站着的都是医院的医生,有医生也开口帮着劝:“有些恢复情况还是很好的,确实符合了第一阶段的出院标准。这种情况,在家会更合适,不是只有在医院才适合做康复治疗的。”


有人嚷起来:“回到家怎么康复,家里有康复的条件吗?我家连马桶都没有,连最基本的大小便都没办法处理,病情恶化了反弹了,怎么办?”


旁边有其他人悄悄提醒他——屋子里除了工作组和医生,还有警察、政法委的人和律师……现场安静了下来,灯下的影子乱晃。


工作组开始好言相劝:“并不是签了这个出院书就真的让你们出院啊,你们签出院书是一码事,签完了可以继续留在医院里康复,和以前一模一样。”


“那费用呢?”


对方依然和颜悦色:“费用当然也依然由政府承担。”


在爆炸后,阿武有时会觉得自己的脑袋反应没有以前快了,此刻,一种莫名的担忧涌上了心头,但他却说不上为什么。直到离开会场后,他才反应过来那点不对劲在哪里:“如果真的签了之后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要让我们签呢?”有人熬不住,没多久就签了协议。一开始,出院后不久果真又住了回来,还收到了一笔补偿款,补偿款的明细覆盖了“误工费”、“交通费”等等,加起来有几万元。


阿武和其他病友偷偷观察了那些人的后续治疗,感觉“治疗标准不一样了”,这坚定了他们不签协议的决心。


可没多久,阿武敏感地发现,有些他一直在进行的康复项目被医生停掉了。阿武找去问医生,医生态度很好地回复道:“康复情况本来就是个动态的过程,现在你已经不需要再做这些复健项目了,自然就给你停了啊。”


阿武不相信这个回复,他坚定地相信,这事和不签出院协议有关。可这仅仅只是“怀疑”,那是太过苍白的抗议。他摇着轮椅找到医务处,进到房间里时,手和脸已经冻得冰凉:“医者仁心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们?”医务处的领导很警惕,先试图检查一番,唯恐阿武带了录音或录像的设备。见到没有,才微微放松一点。一个领导摇摇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也有上级是不是。”语气里满是无奈,倒叫阿武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大家开始上访,“市长热线”、“领导留言板”……这一年下来,病友们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发声的渠道,却常常感慨,发出的声音如同对着空旷的湖面呐喊,不论开始怎么气势如虹,终究随着余音袅袅散到对岸,听不分明。愤怒四散蔓延开来,有的难友情绪激愤起来,对着工作组骂起了狠话:“X你妈,为什么死的不是你们?”


最后还是有个叫小宇的难友上访成功了。他与阿武年龄相仿,母亲在这场事故中去世,家中还有其他伤者。他找去市政府,不知道说了什么,此后,就没有人再提“第一阶段出院”这事了。


阿武与其他同伴继续留在康复医院里,风波过后,大家竟有一种不由分说的心安。不知何时开始,他们发现自己习惯并依赖了住在医院里的生活方式。浮游其中,尽管来路和去路全是一片灰蒙蒙,但当下终究能有用自己的力量抓住的某些东西,这种力量感竟让他们生出一些暗暗的喜悦。


2022年的端午节前夕,大部分的爆炸事件当事人都接到了艳湖社区的慰问电话,电话那端很客气,说是端午到了,社区要组织探望一下大家。难友们都很高兴,“社区还是惦记着咱们的”。


可阿武却没有接到电话,他只是从别人口中知道了这事,但自己的手机却始终固执地沉默着。他跟妻子说起这事,艳云才突然想起来,自己确实曾经接过一个电话。电话确实是艳湖社区打的,找的却是另一个受害者。电话那头道着歉说打错了,艳云本准备挂了,突然想起问了一句:“你们有什么事啊。”


对方说是慰问的事,艳云便追问:“那也会来看望我们吗?”


“当然,只要是事故的当事人,社区全部会安排慰问的。”


夫妻俩便安了心,认认真真等待着社区的来访。一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仿佛把阿武一家的一切都推倒了,所有习以为常的生活仿佛都被连根拔掉。慰问这样一件听起来平常的小事,对此时的阿武和艳云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可他们没有等到有人来。


阿武在后来反复琢磨那个电话:“如果是准备来慰问我们,那当时在艳云说出这是我的电话时,对方肯定就会顺道说出这事,而不是准备挂断电话了。”


阿武去找负责与自己对接的工作组的联络员,对方摇摇头,说不知道这事,转身又承诺会去帮他打听一下。工作组找到社区,接待的工作人员也是一脸迷茫:“慰问?我不知道这事啊。”


皮球被踢来踢去,阿武渐渐生了气,“我跟社区没矛盾啊!”他自认自己与社区关系不错,2020年初疫情最汹涌的时候,他还主动将药店里的口罩、酒精、消毒液捐了不少给社区。


“可这时候,他们怎么可以如此搪塞,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阿武开始较真,他开始一次次反映问题,市长热线打了一遍又一遍,到最后,已经不是要求有人来慰问了,只是希望能有人给他一个解释。


“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对于我们来说,物质的保障很重要,但精神的安慰,是更重要的。”阿武睁大了眼睛,旁边暮色四合,周围的草丛里蒸出久久不散的雾气。


除了康复与维权,总有一种巨大的迷失感笼罩在阿武身上,他常常觉得,自己这一年的时间,仿佛被谁偷走了。那间不到20平米的双人间病房,他已经住了300多天。这段日子,除了坐电梯下到4楼的康复楼层做治疗外,他最大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在春秋季节天气晴好的时候,到楼下的停车场里坐一坐。


阿武的病床靠窗,从那面落地窗看出去,是一条安静的马路,算不上喧嚣,也不算太冷清。马路边上栽着成排的绿树,阿武靠着轮椅坐在窗边时,能看到树的叶子一点点由绿变黄,凋落后再重新长出绿芽,直至枝叶扶疏。


同屋的病友是一位高位截瘫的病人,护工偶尔会抱怨那位病人方便时将屎尿弄得满卫生间都是,又不及时清理。阿武最开始也不习惯,他是一个很讲究干净的人,曾经有一任护工便是因为做事不讲卫生被他辞退。但对于病友,阿武有些心照不宣的体贴,也多多少少带着点无可奈何。


“在医院,也没法太讲究了。”他浅浅叹一口气,“在这里,人是没有尊严的,比起身体,心理才是第一关,这一关比身体关还要更难过。”


阿武身上还残存着生意人与生俱来的圆融和开朗。去年在ICU里,身体康复刚有一点点起色,他就乐呵呵地给照顾他的护士牵红线。阿武变着法给男孩鼓劲,瞅着机会就去打听女方的想法,积极得像是自己的事情。直到离开ICU快1年了,阿武还偶尔会惦记,“不知道他俩最后成了没”。


住进康复病房后,虽日日困于方寸,阿武却也在医院渐渐拓开了社交圈。路过护士站时,他能熟络地与坐在那里的医生聊几嘴昨晚的球赛;看到护士忙得来不及吃早餐,他会体贴地给护士们带一点简单的食品;看到值班的医生太疲累,阿武也会悄悄买一碗绿豆汤送过去……有朋友来探望阿武,下火车的时间晚了点,阿武麻烦食堂负责人给炒菜师傅说一声,请师傅稍稍加个班,等朋友到医院了再炒菜。事后,阿武准备了一些水果给到食堂负责人以表谢意,也不忘给炒菜的师傅送上几瓶饮料。这样的贴心让食堂师傅很受用,下次再见到阿武时,他会热情地向他打招呼,特意为那瓶饮料来道一声谢。


阿武的细心与体贴让他在医院里很快有了极佳的人缘,也给他带来了不少显而易见的回馈:食堂的师傅偶尔会在看到阿武时多送他两个菜;有一次,阿武的病号服汗湿了,偏偏整个病区都没有新的干净病号服,阿武本来想不麻烦了,结果小护士一声不吭主动跑去其他病区,帮他借到了干净的病号服;康复区的医生跟他互相熟悉了之后,也会私下给他一些与病区主管医生不同的康复建议,“我觉得这样的建议是很真诚的,我很感激”。


阿武觉得他与许多医生护士甚至生出了超过医患关系的友情。有位熟识的护士职称考试失利了,很是沮丧,得知消息的阿武第一时间赶去劝慰,“我真的把她当朋友,我读的书不多,却总是希望别人能有个好前程和好未来”。有医生因私事陷入纠纷,也会主动找到阿武与他聊,问问他的意见。这样的信任让阿武觉得感动,他认为能相互分享如此隐私的事情代表着双方之间的信任,也意味着自己在对方心中是有分量和地位的,这样的价值感,让他常常有着隐隐的满足。


对阿武这些人情往来,艳云颇有些不认可。在她看来,这些都是“对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她不时为这些事和丈夫产生矛盾,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她认真地要求阿武:“不要把精力都放在这些事情上,康复才是首要大事,其他的都没有意义的”。


但阿武并不认可妻子的话,在他看来,“意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甚至搬出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去试图说服妻子,“我并不是仅仅满足于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就可以的。我还需要社交,需要自我实现”。


但两人之间始终无法对此达成共识,困在医院的阿武对“价值感”的在意,似乎是妻子一直无法理解的点。


康复病区有5、6个青春期的孩子,尽管不是爆炸事故的难友,但也许是因为自己也有孩子,阿武总会对他们格外关心,说起这些小家伙,他的语调都会格外温柔一些:“那个孩子才12岁,眉清目秀的,真是可惜啊……还有一个女孩,哎,不知道她们以后怎么办。”

阿武喜欢和孩子们聊天,孩子们也喜欢他,他甚至拉了一个小小的群聊,把孩子们都拉进群里。在群里,阿武和他们聊音乐,聊书籍,聊一些励志的故事。这群处于叛逆期的孩子们明显与阿武更亲近,这也让阿武感到骄傲,“自己不是一个没用的人”。


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残联的负责人后,阿武思虑了很久,终于给对方编辑了长长的信息,希望残联能为那群孩子们组织一些活动。阿武体贴地将活动设计得有声有色:请对方做分享、带孩子们去参观残联、参观残疾人再就业和创业成果……


至于为什么要费力去张罗这些与自己的康复无关的活动,阿武没有认真想过。他微微颦起眉,眼里泛起一丝光线:“我只是觉得吧,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哪怕我只是一株小草,甚至说哪怕是牛粪吧,也是可以滋养花朵的,也是有价值的。”


他将“价值”两个字的音发得特别重——在与巨大的灾祸迎面撞击、手足无措的时候,想抓住、能抓住的,往往不过就是这些小小的、一闪而过的价值与意义吧。靠它支撑着,迈一步,再迈一步,才能走过这漫漫长路。


说起这些事情时,我和阿武正在餐厅的食堂一起吃午餐。阿武看到那天食堂的菜单里挂上了“鸡排”的选项,便忙不迭买了一块,请在一旁的护工带去病区送给丁丁——他最心疼的那个12岁的小男孩。


阿武和艳云沟通了几次,艳云还是拒绝了我提出的“见面聊一聊”的请求。阿武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她的性格就这样。而且,自从发生那事后,别说和陌生人了,她跟自己朋友,甚至家里人的来往都少了很多,不愿见人。”


我想看看艳云的照片。阿武在手机里翻了许久,才翻出一张合影,他掰着指头回忆照这张照片的时间:“嗯,应该是在怀着老二的时候照的,离现在应该有6、7年了吧。”照片里的艳云纤细、瘦小、清秀,眉宇间却有着显而易见的英气。孩子们的照片在阿武手机里明显要多得多,阿武可以轻易翻出一大堆。女儿斯文安静,乌黑的头发束成马尾,额边还有一些小碎发,她继承了阿武的运动细胞,能跑能跳;小儿子软软萌萌,乌黑的眼珠子,很乖巧的样子。


阿武住院以来,孩子们来医院的次数并不算多。艳云说:“医院不是个好地方,最好不要让孩子们来。”阿武也认可,但他其实还有未说出口的一些小心思——他始终不太能接受孩子们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其实阿武想孩子,那种想念是钻进心里最深处的,像小小的蚂蚁密密地啃着。陪护的护工大姐说起来,眼圈也跟着微微红了红:“怎么会不想呢,他常常想孩子想得偷偷哭。”


阿武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但每一次孩子们来看他,他的兴奋被旁人看得一清二楚。女儿今年读初三了,学业繁重,来得相对少一点,已经6岁的儿子来得勤一些。小小的个子,才1米出头,也能学着大人的模样,试图拉着病床旁边的护栏,扶爸爸从床边坐起。儿子还要抢着去帮着推阿武的轮椅,人还没有轮椅高,一边推一边大声喊,声音嫩得像拔节而出的笋尖:“我来推爸爸一次!”病房的走廊很长,儿子推了一小段就有些吃力了,但那片刻的温馨,被阿武当书签一般在心里存了许久。


不谙世事的儿子还不太清楚这场事故对爸爸、以至对自己家意味着什么,但女儿却是明白的。一个黄昏,内向的女儿踌躇许久,拉着艳云开口问:“妈妈,我们家的药店毁了,那家里是不是就破产了啊?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啊?我以后还可以上学吗?”说着说着,晶亮的泪珠就在眼眶里含不住了,扑簌扑簌掉了下来。


阿武听艳云转述时,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被撕成一片片的了。他想直接给女儿说,想来想去,却不知道怎么开口。虽然家里面他才是对孩子有求必应、宠爱到近乎没有原则的那一个,但他总觉得一双儿女会更听妈妈的话。


阿武只能让妻子转告女儿:“你放心,家里有钱呢,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更别说上学了,别担心啊姑娘。”


话是这么说,阿武却始终无法安心了。女儿的话像一根根针,扎得他的心全是明晃晃的窟窿。他止不住地心疼起女儿,正值花季的年龄,就被如此这般硬生生摁在面目狰狞的生活的正对面,无处可逃。


阿武的睡眠本就不算好,那阵子更是动不动就醒。睡不着的时候他就写信,想写给孩子的老师。落了笔,又觉得不好,揉了丢了,想一想,又重新开始写。这封信最后送出去的时候,是厚厚的一沓。老师是贴心的,事故之后,就格外关照这个略略有些敏感的小姑娘,尤其在心理上。


“也许没有这封信,老师还是会照顾我家女儿,可是我写了信,那就是我做爸爸的心。”阿武想拍一拍胸口,但似乎又嫌这个动作有些矫情,便又不易察觉地放下了手。


“怎么会不心疼呢,你知道,我女儿住校,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以前每一次都是我去接她,而现在,她已经很久都是自己一个人回家了。”阿武的眼眶微微有些氤氲出水汽,儿女仿佛他的软肋,每每说起,情绪便会失控。


阿武刚出事时,整个大家庭几乎都被惊动了。许多在外地的亲属都赶来探望他,眼泪哗哗往下掉,人人都似乎被卷进了那股洪流里,不知所措。


阿武重情,一直记着那些好,但照顾他的重担终究还是只能落在几位至亲的肩上。事故发生后,阿武的父母从老家的县城赶来,与儿媳和孙女孙子住在一起。老太太负责接送孩子,在家做饭,老头则和儿媳一起在医院照顾儿子。


这是艳云结婚以来,第一次与公婆同住。和大部分家庭一样,儿媳与公婆同住久了,自然难免生出嫌隙,鸡毛蒜皮的小事本不致命,但叠加到这样敏感的时期,每个人都似背上了火药桶,没过多久,阿武的父母就回老家了。


春节前,父母又托阿武的妹妹给了孙女孙子每人带来2000元的压岁钱,妹妹也给了3000元。所有人都心照不宣,这钱不是仅仅给孩子们的,对于这大半年了没有进项的家庭来说,是一番带着支持的慰藉。


那天阿武妹妹的兴致很高,兴冲冲想给两个孩子拍张照片,艳云突然劈手抢过相机:“不要照。”其乐融融的气氛被突兀地撕开一道口子,所有人都愣在原地。事后,艳云仍有着未消的余怒:“我知道,她拍了照不就是要给(阿武的)妈看吗?”窗外的寒意仿佛悄无声息渗进来,阿武妹妹很快走了,艳云也并没有留她吃饭。


阿武其实清楚,艳云期待的是什么——是钱吧,这是所有人都绕不过去的坎。妻子期待自己的父母能给出更多的支援,以缓解他们无处不在的压力。从爆炸后到现在,阿武一家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从小穷惯了的艳云一直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在药店正常营业、收入尚可的时候,她都有些节俭至苛刻。此刻,不用说阿武也知道,经济的压力恐怕已经快将妻子逼疯了。


可阿武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夫妻俩有时能聊很久的天,聊怎么应对工作组,怎么和对方周旋,怎么争取更多的补偿;聊等到阿武出院,怎么计划,怎么去挣钱,未来怎么过。很多时候,夫妻俩又只能相顾无言地沉默,两个人心里都有团大大小小无名的火,话不投机就会吵起来。


除了钱,更有一些微妙的东西。比如,“重视”,是艳云对阿武家人一直颇有微词的地方。


阿武有时会替自己家人辩护:“怎么没重视了?我爸妈不是之前一直来照顾吗?”他吞下了后半句,及时避免了另一场衍生的争吵。但此刻的争吵却是停不住的,话赶话,仿佛杠子撞击着地面。


“我爸妈60多岁了,还在外地打工,不也是想多挣点钱帮衬我们?妹妹还不时会来看我,给我做饭,给我买最好的水果,给我买手机,怎么不算重视?”阿武对父母和妹妹没要求,何况他知道,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大家其实都和自己一样,在佝偻着忍受生活。为人子为人兄,阿武对自己的亲人满是愧疚和心疼。他心酸父母这么大年纪还要去到千里之外做最辛苦的体力活来挣钱,也觉得妹妹待自己已经很好了。“都是有自己小家庭的,怎么能要求对方丢开自己的丈夫孩子来守着我”。


艳云硬邦邦顶回来:“你妹妹还没有我姐姐来得勤。”


阿武便收了声——因为大姨子艳华,做得确实“没话说”。


刚来这家康复医院时,大家心照不宣地明白了这是一场持久战。阿武家离医院远,艳云就在医院附近租了个小房子,接下来大半年的时间,都是艳云和艳华轮番做饭炖汤,什么有营养做什么,唯恐阿武不肯吃,一天几遍地往医院送,这一送便是大半年。阿武回忆起自己告别流食后的第一口米饭,“还是姐姐送来的”。


后来艳华说,“还是要活禽炖的汤才够补,那些超市买来的冰冻的,哪里有营养”。可十堰早已禁了活禽买卖,艳华不死心,托了一层层关系找熟人,凌晨3点多,夜深得像倒扣的盖子,艳华拉着艳云,像地下党接头一般,找对方背回来十来只活鸽子。


阿武没有胃口,喝了几口便不想喝了。艳云突然就在旁边涨红了脸:“这么辛苦买回来的,你怎么可以辜负姐姐的心意?”


阿武想一想,也是的,于是埋下头,一口一口把汤全都喝下去。


今年初夏小龙虾一上市,艳华就做了一大桌,喊着小外甥过去吃,吃完了,又打包了整整齐齐的两盒子,送去给还在住校的外甥女。


说到这儿,阿武微微红了眼圈——出事前,他是家族里远近闻名的“美食家”,可以为了一扇土猪肉翻越150多里的山路,也会在闲暇时花4个小时炖一碗汤。而他最喜欢的,还是呼朋唤友地约上亲戚朋友们来吃虾。他会在早上6点去市场买虾回来,然后用牙刷把虾刷得干干净净,一点缝隙都不放过。阿武翻出手机里的照片,略带自豪地给我看——这确实是我见过刷得最干净的虾。


艳云会怪阿武在“吃”这件事情上花太多时间,在她看来,有这些功夫拿去做什么不好,却偏要和虾身上的泥巴较劲。


阿武知道艳华是没时间折腾这些的,于是每次买虾都是十几斤地买,喊着艳华一家来吃。刷得白白净净的虾被丢进锅,油“滋啦”爆起来,热气和香气窜满整个房间,两家人围着桌子,吃得满手满脸都是油。吃完了,还会大包小包地让艳华打包带回家。

而如今,隔了一场爆炸,艳华却还能记得那些红红亮亮的、属于夏天的小龙虾。


艳华话并不多,跟阿武只有一句:“你放心,你的女儿儿子爱吃的,我都记得。你惦记的事,我们也都会惦记着。”


说起妻子,阿武偶尔会带上几句抱怨,但其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艳云出现在他的口中的频率出奇的高,几乎隔两句话,便会蹦出“我老婆不会这样觉得……”,“如果是我老婆,她就会……”这样的字眼。


阿武说,“我们都是老夫老妻,现在没什么温柔浪漫,也谈不上什么爱情了”,会说“希望两人能更互相欣赏,多一些赞美和夸奖,而不是常常吵吵闹闹,或者总在兴致勃勃的时候被泼一盆凉水。”但艳云在阿武口中也还有另一面的模样——她聪明能干、要强,极其爱整洁、讲卫生。在阿武受伤后最难的时候,不管在医院里照顾得多晚多累,艳云只要回到家,一定要将家里的卫生做得清清爽爽才会去睡觉。“今日事今日毕”,是艳云坚持的。


这样严格的自我要求也会投射到阿武身上,具体表现就是两人频繁地为了阿武的复健争吵。艳云对阿武康复的期待极高,要求阿武“除了吃饭睡觉就要做康复训练”。中午阿武正在吃饭的时候,突然电话响了,拿起来一看,是他和艳云共同的朋友张鹏。看到这个名字在手机屏幕上闪动时,阿武突然就忍俊不禁,接起电话,第一句便是:“让我猜一下,是艳云给你打电话告状了吧?”电话那头也笑了起来,把艳云的意见一一转述。


阿武仍好脾气地一句句解释着:“我的锻炼量如果叫‘少’,那整个院区可能就没有‘多’的了……”然后,阿武就把自己的训练日程完完整整复述了一遍,末了,又补充着叮嘱一句,“前几天又为康复的事情吵架,她可能是把我拉黑了,你把这句话转告给她,让她别担心啊。”


挂断电话,阿武带着点无奈地抱怨了一句:“哎,我老婆她真的不懂这些……不过我也真的能理解她,她就是太希望我快点好起来了,太希望生活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阿武的目光被拉得有点悠长:“我也想啊,只是欲速则不达。慢慢来吧。哎,想一想,这一年,真的不知道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对于被妻子拉黑这件事,他倒是不太紧张,脸色浮出带着点甜的笑意:“嘿嘿,没事,过两天就能和好了。”


艳云恐怕确实也没法去回想自己这一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她是个略略带着点内向的人,素来朋友就不多,爆炸事故后,她更是有点把自己当做一个茧裹起来的意思。阿武心疼她,总劝她有空就去姐姐家或者父母家待一待,“哪怕什么都不做,就在家里人旁边,也会有些安慰吧”。


艳云却不肯,每次提到这,她都会脸色一黯,无意识地拿脚踢着什么。阿武了解妻子,她一辈子要强惯了,现在更是坚定地认为别人会笑话她。见妻子不出声,把头埋得低低的。阿武也不忍心再多说什么了。


掐指算一算,两人结婚已经快20年了。他们之间似乎没有过那些风花雪月,有一年见到年轻人都流行过“520”,阿武也跟着潮流给艳云发了个520元的红包,果不其然收获了妻子的白眼:“银行卡都在我手里呢,你发个红包就是我自己给自己转钱呗?”虽然嗔怪着,却也有忍不住的笑意。


刚出事的时候,最疼阿武的小舅舅和他聊悄悄话:“你现在一定要沉得住气,要随时记住,康复是最重要的任务。如果和艳云有什么不痛快,就啥都不要想。低调,能屈能伸,尽量不惹她生气。该低头时就低头。”


信息一条条弹出来,手机屏幕忽明忽亮,阿武明白舅舅满心说不出的担忧和叮咛。微信聊天的最后几句,舅舅反复叮嘱着:“你也要留个心眼,万一她有什么想法呢?”


这段舅甥间的私房话,被艳云不小心看到了。一开始,艳云气得发抖:“哟,还会出谋划策呢?还‘能屈能伸’呢?怎么,我虐待你了吗?和你结婚这么久,这时候,我倒是外人了?”


阿武明白,艳云并没有真的生气。事情刚发生的时候,阿武确实忧心忡忡,未来的路像一条黑色的隧道,他不知道艳云究竟能陪他走到哪一步。但他很快也坦然了,“如果真的坚持不下去了,也没什么,我能接受。她那么爱孩子们,就算有一天我们真的分开了,我相信她能够照顾好一对儿女,于我而言,也就安心了”。


不过这一年的磕磕碰碰这么过来后,阿武竟是更有信心了。“不会分开的。”他笑,眼里的光晶晶亮亮的,“我相信,不会的。”


他说,事故前,有时两人吵架,气得口不择言,嚷嚷着提到离婚。有一次,阿武哼哼:“离婚了我什么都不要,只把车子开走,其它的都留给你们。”艳云扑哧一声笑了:“想得美,车子也不会给你。”


事故之后,两人反倒是都不会去提“离婚”这样的字眼了,略带一点小心翼翼,谁也不去触碰。唯一一次,两人吵架吵得凶了,阿武恼了口不择言:“大不了就离,谁怕谁。”艳云一把上前拧住阿武的胳膊:“哎哟,你不得了哦,长能耐了呀。现在都这样了,倒是学会发脾气了呢。”


两个人都绷不住笑了。窗外,远处的山林青绿得像被浸湿透了,仿佛能闻到新长出的青芽的气息。细雨里天色微亮,郁郁葱葱里藏着《基督山伯爵》里的字句: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两个词里,等待和希望。


是的,最难的修罗场已经熬过去了,不会更差了。


来源:人间theLivings